“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内容，对于平台经济的提法有所变化。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称，“推动三方共赢发展”是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提法，此前政策多聚焦规范平台企业行为，此次首次明确三方共赢的发展导向。历经野蛮生长和强监管后，行业已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注重合规经营与价值创造，加速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劳动者权益保障是破局支点。当平台为骑手缴纳保险、提供技能培训时，人员稳定性增强，服务质量提升，消费者投诉减少，最终降低平台运营成本。这比单纯压榨骑手更可持续。”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整治内卷不是消灭竞争，而是建立“谁创造价值谁受益”的规则，让三方在生态繁荣中共赢。
为何提出共赢发展？
补贴大战、流量争夺问题频出，平台经济要终结三方共损
此次会议提出，在“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中，“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
五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平台经济的提法不断变化——2022年明确“支持平台企业大显身手”，2024年强调“加强监管，促进健康发展”，再到2025年要求“推动共赢发展”。
朱克力认为，过去平台发展常是“先跑马圈地，再挤压上下游”，比如，外卖平台抽成太高，商家赚不到钱；骑手没社保，流动性大；消费者觉得配送慢、服务差。现在平台经济进入“常态化监管+深度融合”阶段，国家要的是“平台赚钱、商家盈利、劳动者稳定”的生态，而不是“一家独大”。现在的平台经济，已经从“流量驱动”转向“价值驱动”。
“当前平台经济的‘内卷式’竞争本质是价值创造不足下的零和博弈。典型表现是过度依赖价格补贴、流量争夺与数据垄断，外卖平台强制商家二选一，出行平台用高额补贴挤压中小玩家，直播电商陷入全网最低价循环。这种模式导致平台持续烧钱却难盈利，商家利润薄如刀片，劳动者在算法驱动下疲于奔命。内卷消耗的是行业整体健康度，最终三方共损。”朱克力提到。
在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看来，“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这一新提法，标志着平台经济发展进入规范健康发展新阶段。目前，平台经济三方关系呈现非对称依赖特征：平台企业掌握规则制定权，平台内经营者和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利益分配机制不够合理。
如何整治“内卷式”竞争？
平台企业需重新定位角色，从流量贩子升级为服务商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压价交易、平台强制“二选一”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有发生。反不正当竞争法自1993年施行以来，历经2017年、2019年两次修改，主要着力于“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
为应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型竞争问题，2024年12月，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聚焦平台压价内卷、数据爬取、商业贿赂多发等不正当竞争乱象，维护中小企业发展空间，营造可预期的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这是“内卷式”竞争首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今年，这一提法再度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
整治“内卷式”竞争已有时日，朱克力表示，深入整治的关键在于重构竞争逻辑。政策层面需明确反垄断边界，重点打击排他性协议、数据封锁等行为，但更核心的是引导平台转向技术赋能与生态共建。参考低空经济领域，部分无人机物流平台已从单纯抢订单转向开放空域管理系统，帮助中小企业降低运营成本；首发经济中，头部平台不再独占新品流量，而是建立分时段、分区域的首发矩阵，让中小品牌获得曝光机会。这种转变将竞争焦点从存量瓜分转向增量创造。
“平台企业需重新定位角色。从流量贩子升级为服务商。例如，为餐饮商家提供智能供应链系统而非仅导流，为骑手设计职业成长路径而非仅计件考核。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实践值得借鉴，有的装备制造平台通过共享研发数据，帮助上游供应商改进工艺，使整条产业链成本下降，各方利润空间反获提升。”朱克力提到，这种共生模式打破“你死我活”的竞争惯性，形成“效率提升—利润增加—再投入”的正循环。
李志起认为，平台经济三方实现共赢需要打破三大制约：一是利益分配机制不均衡，平台抽成比例过高挤压了经营者的利润空间；二是劳动权益保障不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尚未完全落地；三是竞争秩序有待规范，部分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仍需遏制。这是改革中的难点也是重点。
“破局之道在于：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协商确定公平的抽成比例和劳动报酬；完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落实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保险政策；强化平台治理责任，推动平台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李志起说。
频提灵活就业保障意义何在？
2亿人把“没底”变“有底”，推动平台经济走向更健康发展模式
劳动者权益保障是平台经济三方共赢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平台经济逐步建立生态体系。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今年，这一会议提出，“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
宋向清提到，灵活就业对稳就业而言，可以作为就业“蓄水池”，吸纳海量劳动力，适配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不同群体的就业需求；就业形式灵活，能快速应对经济波动带来的就业波动，缓解就业压力。其参保意义在于可降低灵活就业人群遭遇工伤、疾病等的风险损失；解决养老、医疗等后顾之忧，提升从业安全感与稳定性；同时减少社会用工隐患，让该群体更安心投入工作。
朱克力认为，“参加职工保险”对灵活就业人群的意义，就是把“没底”变“有底”。比如骑手，如果有职工医疗险，生病能报销，不用怕看病花光积蓄；有职工养老保险，老了能领钱，不用靠子女。这些保障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敢消费、敢长期做这份工作。之前很多骑手做几个月就走，因为没保障，现在有了社保，可能会干几年甚至更久，减少流动性。
“完善劳动权益保障对平台经济的积极影响，可以提升劳动者积极性与忠诚度，减少人员频繁流动带来的运营成本；增强消费者对平台服务的信任，扩大交易规模；降低平台法律风险，助力行业规范发展。”宋向清指出，短期挑战主要表现为平台需增加社保支出，可能压缩利润，但长期会倒逼平台从依赖低成本用工转向技术创新和服务升级，推动平台经济走向更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今年以来，美团、滴滴、京东等企业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劳动者权益保障。其中，美团未来五年将投入100亿元构建更全面的骑手保障体系。滴滴追加20亿元专项资金，聚焦“稳就业促消费”等。
李志起认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约2亿人，完善劳动权益保障将推动平台经济从粗放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形成企业与劳动者利益共享的良性循环。
在朱克力看来，完善权益保障对平台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稳”。说到底，平台经济要长久发展，不能只赚“快钱”，得让劳动者、商家、消费者都“有得赚”“有保障”，否则难免面临“翻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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