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融策略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照相馆”

庚子俄难，俄方称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华人屠杀，是指在1900年亿融策略，俄罗斯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等地对中国人进行屠杀的事件，事件中共有约7000名中国民众遇难。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被合称为“庚子俄难”。

海兰泡位于精奇里江口西岸和黑龙江北岸交界处，与黑河市隔江相望，其名称源自于“哈喇泊”，意为黑泡子或者黑河。

《瑷珲条约》签订后，海兰泡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同年12月20日，被指定成为俄罗斯帝国州首府。1894年，海兰泡人口约2万人，1900年，增至4万人，其中中国人占万人以上，长期居住者几千人，以山东黄县（今山东省龙口市）、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人数最多，少数来自于直隶、广东等其他省份。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口南至霍尔莫勒津屯，黑龙江左沿岸地带，“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

村庄是由清政府在清剿雅克萨沙俄侵略者时设立的军屯点发展起来的，通称江左旗屯。人们又习惯于以屯数命名，记载中出现过“二十八屯”、“三十余屯”、“四十三屯”、“四十八屯”等名称。

惨案发生前，这里有六十四个村庄，又地处瑷珲江东，故称瑷珲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由汉、满、达斡尔族组成，据俄国当局1881年调查，“中国臣民达一万四千人，其中汉人八千六百人，满族四千五百人和达斡尔族九百人……共一千二百六十六户。”

达斡尔族居住在六十四屯东部和南部，满族集中在瑷珲对岸上下一带，汉族分散于六十四屯各处，或单独成村，或和满族、达斡尔族混合居住，其中绝大多数是山东和山西的移民。

满族和达斡尔族在语言、服装和风俗习惯上与汉人基本相同，“同时讲话彼此都懂”。

三个民族都从事农耕，种植大豆、小麦、小米等作物；酿造烧酒，畅销黑龙江两岸；所需布匹和农具靠江右供给。居民人数，自一八八一年之后，俄方未进行过统计，一直沿用一万四千人这一数字。中国有关记载为七千余人或万余人，显然不是居民达到的最高数字。

据《阿穆尔报》负责人的估计，惨案发生前居民为三万五千人，除去临时居住的矿工等流动人口一万五千人，原有居民约二万余人。

1858年，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与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其中规定：中俄由额尔古纳河沿黑龙江至海口划界，右岸属中国，左岸属俄国、“黑龙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据此，中国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了沙俄，只保留了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永久居留权和清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

中国在丧失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留了一点残存的权利，固然是中方代表据理力争的结果，但俄方代表同意保留，主要是考虑自己利益的需要。俄方谈判代表彼罗夫斯基说，“允许目前居住在左岸的中国居民居住一段时期”，“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因为“我们的移民还需要他们的粮食”。

这段话不仅道出了沙俄允许保留六十四屯居民的居住权的真实原因，而且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极端虚伪性。他们在条约上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久居住”，暗地里仅仅是允许居住“一段时期”。可以说从瑷珲条约签订之日起，江东六十四屯就隐伏下了严重的危机。

《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加紧向黑龙江左岸移民。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沙俄在远东地区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在大批移入俄罗斯人的同时，残酷地灭绝当地原住民族。随着移民的增加，对耕地的需求量变大，但阿穆尔省虽地域广大亿融策略，却大都是森林、莽野和沼泽地，只有黑龙江上游和中游沿岸地带适于耕种，于是江东六十四屯这片适宜耕种的肥田沃土就成为沙俄侵夺蚕食的对象。

签订《瑷珲条约》场景的复原：

1879年，沙俄占去段山屯草甸、牧场。1883年，占去“垦地二百四十余垧、荒地四十余里”。

在沙俄的蚕食下，江东六十四屯的面积缩小为长约一百四十华里，宽约四十二华里，约一千六百平方公里。

1894年，沙俄官员马丘宁根据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提出彻底解决“结雅河畔（即江东六十四屯）满洲人”问题的报告，决定取消清政府对江东六十四屯居民的管辖权和境内中国居民的居留权。马丘宁报告出台前后，沙俄阿穆尔省当局加紧了侵吞江东六十四屯的步伐。1893年，沙俄官兵“直捣补丁屯”，毁酒铺三十余家，“屯中聚酒成渠”，损失“三百余万之多”。

1898年，沙俄官兵在各旗屯“调查人民户口、房屋产业、六畜数目”，企图强行征税。清政府瑷珲当局“拨派官兵一哨，过江保护旗屯”，被俄军强行缴械，几乎演变成武装冲突。

此后“俄人之骄横日肆”，终于积成流血惨案。

“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1900年6月初，沙俄总参谋长借口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兴起，电令阿穆尔省总督戈罗戴科夫“密切监视”黑龙江边境地区。

1900年6月2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阿穆尔军区进入战争状态。

6月25日，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同时实行军事动员。1900年6月27日，这两个军区分别征召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五名和九千五百一十五名预备役兵员入伍，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军事动员。

1900年7月9日，沙皇命令两路俄军分别在伯力和双城子集结，待命进攻哈尔滨和牡丹江。

1900年7月15日，前往支援待命进攻哈尔滨俄军的两艘俄轮“米哈依尔号”与“色楞格号”驶抵瑷珲江面。

瑷珲驻军“飞渡往阻”，“色楞格号”开炮射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击伤“色楞格号”，重创“米哈依尔号”，击毙击伤俄官兵五人。

沙俄阿穆尔省军管省长格里布斯基率骑步炮兵赶到瑷珲对岸的俄军哨所，炮击瑷珲城。

黑河屯驻军以为俄军发起全面进攻，回击海兰泡，这就是所谓的“黑龙江事件”。

格里布斯基以此事件为借口亿融策略，对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

1900年7月15日，格里布斯基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并扣留所有的渡船，

海兰泡市警察局开始逮捕所有的中国人。16日，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和义勇兵闯入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

当天共搜捕了三千至三千五百人，先被俄兵包围在中国居民区，一些人往外冲逃，当场被杀害五六十人。

后来这些人被转移到市警察局，警察局容纳不下，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一个锯木场里。

1900年7月17日清早，俄军以“送中国人过江”为由，徒步二十多里，将中国人驱赶至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黑龙江边上，沿途行动不便的老幼妇孺被杀。到达江岸时，中国人发现根本没有一条渡江用的船和木筏。俄军从三面将中国人层层包围，用鞭打、刀刺、斧砍、枪击，将中国人驱赶到江中淹死。先跳入江中的人很快被溺毙；不敢下水和反抗的人遭到射杀和砍杀，或是被俄军三两个将辫子拴在一起，然后推进江里，怀抱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气息未绝的伤者，被俄军用枪托打死后扔进江里或是抓住衣襟直接踢进江里；少数在江中泅渡的中国人，遭到俄军的射杀。浮尸飘满江面，岸边到处是受害者的鞋、帽子、手提包和其他零碎东西。随江波漂流至对岸的幸存者80余人，赤身露体，皆昏迷不能说话。从17日至21日，俄方共进行了四次屠杀，共有约5000名中国人遭到杀害。22日，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市内的中国人已经全部肃清。

对此惨剧有如下记载：

“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像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有的想拼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兵一齐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景象。”

“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们的孩子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婴儿们割成碎片。”

经过这场血腥的屠杀，中国人“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岸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都是气息未绝的活人”，他们都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水面又浮起一层半死的人筏，翻滚着向东流去。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海兰泡惨案”。